老板不见了

书中故事以一个不负十年寒窗苦读，终于赢得“洋翰林”尊号的主人公开篇，他从一所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了，以为从此以后，摆在他面前的就是鹏程万里了。可没想到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后，竟应了在大学里早已听说却总不肯相信的话：“毕业即失业！”最终他找到了一个县衙门的工作，遇到了各色科员，故事由此展开。

《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同时，余华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实际上，渲染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余华一直所不屑的。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这样说来，《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作者以敏锐的目光，多元的视角，前瞻的姿态，写了“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的一群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这些人物在我们这个时代都具有英雄的特征，他们在中国处于转型的社会格局中，所面对的，所困惑的，所追求的，都是不同以往的全新的命题。史天雄、陆承伟、王传志等人物在权力与利益，伦理与规则之间表现出来的争斗、摩擦、摩合，一幕一幕的就好似在我们时代的窗口上演，一幕一幕的给人或悲喜或悲的振撼。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很简单，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走一来，延宕百年。书中的人物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偏偏安排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

小说以北方某大城市的市政建设为中心，刻画了上至市长下至街道妇女的生态和心态，反映了当前城市改革的复杂面貌。市委书记高伯年近来政务家事都不顺心，未婚女儿高婕流产躺在家里，妻子沈萍以为是高的秘书张义民所为，女儿却说是她主动与别人所生。市长阎鸿唤年轻有为，决心改善交通，改建街道解决居民住房困难，总理叫市长去汇报工作又未通知市委书记，书记感到有种莫名的失落感。

该小说讲述了美丽的文学少女房思琪被补习班老师李国华长期性侵，最终精神崩溃的故事。小说借助房思琪努力去“爱上”李国华的行为选择，揭示了女性长期被男权文化观念控制的程度及其自我内化的实际影响，即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压制女性的多重形态及女性反抗行为的可能方式与限度，从而凸显了男权社会规范对个体戕害、异化的主题。这是一部惊人而特别的小说，小说作者既具有高度敏锐的感受力、又是一个近距离目击者，使这整件事像一个“幸存的标本”那样地被保留下来。整本书反覆地、用极度贴近被侵害者的视角，直直逼视那种“别人夺去你某个珍贵之物”的痛苦──且掠夺之人是以此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