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风景

《赤热》原著小说。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芯片产业尚在起步阶段，张海潮带着创业团队自硅谷来到张江，立志要在通讯芯片领域闯出一片天地。然而他将面对的，不仅有一轮一轮融资投入的困扰，还有竞争者的明枪暗箭、资本家的嗜血逐利、来自国际芯片企业的围剿，还有同伴的质疑与离去。所幸，中国芯片业几代人的心血努力，始终在他的背后支持他。一切荆棘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建立中国自主创新的通讯制式，迎接通讯新时代的到来。

《天行者》讲述了：中国农村的民办教师，一度有四百万人之多。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十多年前，一曲“凤凰琴”让多年在山乡村落默默奉献的民办教师站在了全国民众面前，无数读者曾为之动容，流下眼泪作者刘醒龙意犹未尽，而今又以一部《天行者》继续讲述民办教师艰苦卓绝而充满希望的故事，为这些“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献上感天动地的悲壮之歌。

《生命册》中，既有对二十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而横亘在所有叙事之下的，则是古老乡村沿袭而来的民间故事和传奇。在这里，民间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已经植入“背着土地行走”的“城里人”的灵魂记忆中，为“城里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的迷茫和困顿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哺和滋养。借助这次写作，李佩甫完成了对知识分子在时代鼎革之际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状态的诸多可能性的揭示，在无限逼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味的人物群像图。

被誉为“最了解女性的男性作家”的毕飞宇首次涉足盲人题材的写作，摒弃了同情与关爱，本着对盲人群体最大的尊重与理解，描述了一群盲人按摩师独特的生活，细微而彻底，真正深入到了这部分人群的心灵。 书中强调，和正常人一样，残疾人、盲人有着和我们一样的爱恨情仇和酸甜苦辣，有着同样需要尊重和关注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推拿》最大的意义在于，写出了残疾人的快乐、忧伤、爱情、欲望、性、野心、狂想、颓唐，打破了我们对残疾人认知的情感牢笼。 由此引发读者对于盲人这一特殊群体、对于我们正常人人生的深刻反思。

作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台北人》，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短篇小说集，由十四个一流的短篇小说构成，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嵚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沦陷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小说以1979年冬天四川一个偏僻农村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老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生活故事，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灾难性破坏和在农民精神上造成的严重创伤，深刻反映了70年代末风云变幻的社会面貌，并预示了结束动乱之后必将出现的光明、美好的前景。小说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